来源：cafa.com 作者：潘高洁

    用猪的身体去诠释失去生命的肉体，其中或多或少包含着象征表达的视觉形式，一种猪与人的比喻关系。让笔者仿佛觉得在这些已逝的肉体中，其中一躯就是自己：现实的剥夺与自身的无可奈何。

陈文令 作品

    UCCA曾举办过一次叫“往返 北京-纽约 现代 多姆斯收藏精选”的展览，其中展出了李松松的《猪时代》。当笔者站在《猪时代》这幅大尺寸的铝板油彩作品面前，近观时,只会注意到以色调划分为许多方块的铝板上，铺扫着厚重的油彩与笔触，挪远一看，才恍然发现深浅冷暖各种色调的猪的尸体层层叠叠地屯摞在铝板上，那些色块的变换给人的感觉像是相机中“白平衡”的调整，似乎有无数个镜头对着这堆积如山的群尸在拍照。介绍上说，这幅作品想要表现“失去生命的肉体叠罗如山”。

    用猪的身体去诠释失去生命的肉体，其中或多或少包含着象征表达的视觉形式，一种猪与人的比喻关系。让笔者仿佛觉得在这些已逝的肉体中，其中一躯就是自己：现实的剥夺与自身的无可奈何。想起刘小东的《违章》与《猪》，这两幅作品若放在一起看简直是一章“警世恒言”，不是狄德罗所推崇的格罗斯式的说教，而是一种直劈内心的电击，不仅仅是褪去衣装的真实，而是“一种剥去皮肤的真实”：两幅画，分别是人与猪，同样被放在货车的后箱上，色彩、背景的出奇相似使人与猪有种相互置换的奇异效果，人性的麻木和动物四处张望不知所措的表情对观者来说诚然是当头一棒，逆来顺受的人们屈服于社会的压制，敏感的神经与最初的愿景已被现实打磨去。这是一件惊悚的事，难怪向京说：“我愿意做一个有痛感的人。”

    猪在当代艺术中，扮演着人的角色。同时，它也可以随时复原成猪本身。

    克罗齐说过一个被人广泛传诵的命题：“每部历史都是一部现代史。”虽说按照某些理论的思路，随着时间向前推进，社会必然是不断进步的。但是依照佛教的说法，时，空，皆有轮回，正如史铁生那句“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之时”。还记得当年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已是昨天，今天时代已变，但是人性的呼声仿佛又回到那时。我们总是能从历史中找到现在的自己，哪怕是蛛丝马迹。今天，艺术家陈文令说：“猪日夜疯狂长膘，表面看是一个好事，但长得越快，被屠宰得也越快，这是猪的‘宿命性’。由于猪的种种象征性以及猪的生长速度，我觉得猪跟我们所处的现实有着很多暗合之处。”确实，猪在当代艺术中似乎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屡次被表现在各种作品中：油画、雕塑、行为艺术……我不敢对当代艺术中的每一只“猪”掉以轻心，深怕错过了什么，自己就会沦为历史中一丝麻木的游魂。

  “猪”对于陈文令应该是颇具意义的，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雕塑符号。猪在中国民族文化中是财富的象征，而且在中国老百姓里，有一个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各种各样的节目用猪作吉祥物，关于猪的话题也比较丰富，特别是在汉文化里面，其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猪可以生十几只、二十几只猪崽，是生产力的象征。这是陈文令很个人化的艺术家理念。且猪还有一种高能力的发展速度感，与当下社会的普遍追求不谋而合。而种猪又有一种性的指向，可见，猪所能承载的内涵是多重而复杂的。在陈文令的某件作品中，围绕在大猪身边的小猪带着血丝的眼神，带有一种仇恨。他说这是对中国偶像化体制的一种表现。他要给作品赋予的多重意义指向，而猪是他表现的不二之选。这件作品隐含了对现实消费主义文化的反思，一种追问，甚至是一种委婉的批判。在其它当代雕塑中，姜杰的《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表现的是一群身上沾了血的家猪与婴孩。曹晖曾表现过一头剥了皮的猪。前者让观者心凉，后者让观者肉痛。

    猪在当代艺术中大概扮演着现代人精神群像的角色，演绎着社会的种种病态。

    再回到1993年，徐冰的艺术作品《文化动物》在翰墨艺术厅展示。主角是两只印有天书的发情期的种猪。一开始公猪在书堆里乱跑，毫无顾忌地踩踏着一本本摊开的书籍，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人类社会的“文化”。 当母猪闯入时，公猪顿时有了明确的目的，交配开始。毫不理会人们的错愕。尹吉男说当时现场的文化人“生理上的极度刺激和文化上的种种玄想都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带着各自的生存问题立即对配猪行为进行文化抢答。”因为公猪上印着英文天书，母猪上印着中文天书，便有人断言这是表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奸。事后徐冰说：“……把这种原始的、动物性的（最正常的）行为转换到一个所谓文化的环境中。许多穿着正经的人和摄影器材对着它们。看两只猪的交配，开展学术层次的现代艺术活动，并从中探讨出文化和艺术的问题。这本身就很荒唐，就有可探讨的地方。在闪光灯和众目睽睽之下，两只猪做爱很尽兴，不用担心避孕或艾滋，更不存在犯错误的问题。真正的旁若无人……人面对他们都不知所措，显得拘束和不真实。原来我们对猪的担心是多余的，都是出于人的顾虑。它们根本没有不好意思的问题。有价值的结果是：人安排了猪的环境改变，却使人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中。环境的倒错结果暴露的不是猪的不适应，而是人的不适应。所以有人说看这作品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被戏弄了，实际上这种戏弄是自身文化的结果。它不作用于没有文化的人。……其实这个作品只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反思的场所，看着两只猪的性交，想的是人的事情。”这段话是徐冰的事后感想，而对于其起初的预谋，不得而知。

    尹吉男说：“被动地去乱猜艺术家的‘饺子馅’不仅是个苦差事，而且毫无创造性。但重要的是每个观众都应该在一部艺术作品面前去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创造自己的最新感受。每一种文化抢答都有心理依据，因此都不可避免。”

    原来猪在当代艺术中是一个暧昧的角色，它为观者提供了种种玄想的空间，不仅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玄想，还可站在“猪”的角度上玄想。

    脑海中忽然浮现若干年后，我们未来的子孙在上美术史时或许会提到：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以北京为中心的许多地区曾出现许多以猪为主体喻指人类社会的艺术作品。这着实是一个有趣的幻想。回到当下，公认的好的当代艺术总是能够揭露当下的真实，触碰到人敏感的神经，无论他是用猪抑或其他来表现。想起向京曾说：我很容易陷入消极情绪。我热爱我的敏感和多愁善感，因为它是艺术的动力和来源。假如一个人整天幸福的像一头猪一样，肯定无法搞艺术，因为你已经没有感受生活中各种各样情感的感受力。我肯定愿意做一个有痛感的人。一个有痛感的人，总觉得身上哪里不舒服，但是能把这种不舒服转变成一件艺术品，你会感觉到创造的幸福感。